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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牌是旅行团最重要的娱乐方式,有的学生起早

发布时间:2021-07-17 20:56   来源:互联网    作者:admin   浏览数:

  历史的谜语,即便单论长度,就已经远远超过了一代人所可能拥有的破解时间,在这个意义上说,在不无困惑中了此一生是很难避免的。

  时间的谜语

  我叫杨潇,是一个文字工作者,今年刚刚出版了新书,叫《重走:在公路、河流和驿道上寻找西南联大》。在座的朋友应该都知道西南联大,但是我想知道长沙临大的人可能不多。

  让我们回到1937年吧。卢沟桥事变爆发之后,大概几个礼拜的时间,北平和天津就沦陷了,当时的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南开大学奉教育部的命令,合组了国立长沙临时大学。

  长沙临大是1937年11月1号正式开学的,过了三个多礼拜,长沙就遭受了日军的第一次空袭。很快上海和南京相继沦陷了,广州和武汉也受到了重点攻击,夹在中间的长沙就不太适合作为久居之地了。

  于是从1938年1月开始,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就分三路西迁昆明,这就是著名的西南联大的由来。

  重走

  湘黔滇旅行团之路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路线图,最主流的一条路线就是最下面这一条,先是坐铁路到香港,然后坐船到越南的海防,再转滇越铁路去云南。

  这也是当时最主流的一个交通方式,也是最安全和最快捷的一个方式。问题是这样你得经过两个殖民地,一个是香港,英国殖民地,一个是安南,就是越南,它是法国的殖民地。

  中间这一路是走公路,主要是一些教授走的路。当时钱穆在回忆录上还写到说,他本来是要步行的,但是受阳朔风景的诱惑,就改走了公路。

  最艰苦的是这一条,大概有300个男生和11位教师,他们以徒步为主,花了68天的时间走了1600公里。

  从长沙穿越湘西,穿越整个贵州,最后到达了昆明,这就是中国教育史上有名的「湘黔滇旅行团」。

  旅行团里面出了很多名人,11个教师里面有大家都知道的闻一多、袁复礼,学生里面也有很多大家都听过的名字,比如说诗人穆旦、哲学家任继愈,还有很多两院院士,数不清的教授和工程师。

  在旅行团出发80年后,我用41天时间,也是以徒步为主的方式,重走了这条老路。

  那是2018年,我正迎来自己的第三个本命年,36岁,那时候我已经从媒体辞职一年多了,告别了所谓的社畜生涯。

  但是我并没有获得辞职的时候一直心心念念的自由,很快就陷入一种失重的状态,所以这一次长途跋涉也成了我解决自己所谓的存在主义危机的一种方式。

  我是后来才意识到,当我走在湘黔滇这条路上的时候,一直在借用年轻人——就是那群18岁到20岁出头的学生的视角,来看当时国家正在经历的变化。

  其实我已经36岁了,和他们老师的年纪比较接近,当时闻一多和黄钰生都不到40岁,年纪最长的袁复礼也只有45岁。

  等书写出来之后,我发现不管是读者还是媒体,都对我这个重走的人,更感兴趣,好像我的这个选择、这个行动,是某种非典型性的解决当代困惑和焦虑的方式。我每到一个地方都要被问,你怎么看待年轻人纷纷躺平的问题?

  直到某一天我突然一惊,我这本书能写出来最应该感谢的是老年人啊。那些在垂垂老矣之际,留下了他们的口述史、日记,留下了他们的信件的联大一代的老人。

  还有那些刚做完手术,愿意在病房接受我的采访,又或者是花四个小时给我打越洋长途的联大二代、三代的老人们,更不要说沿途湘黔滇线上那些不知名的老人们,我随便流露出一点好奇心,他们就会滔滔不绝地跟我讲他们县城的故事。

  我想过为什么,可能老人太孤独了吧,愿意听老人说话的人真的挺少的。我今天就想分享两个老人的故事,不过这两个故事并不符合我们标准定义上的惊心动魄的故事。

  赵新那

  第一位老人叫赵新那,她是我的第一个采访对象,2018年4月8号,我从长沙正式出发,出发之前我去中南大学的院士楼拜访了赵新那。

  她1923年出生,那一年95岁,这是我采访完之后跟她和她的儿子的一个合影。这是赵家的一个传统,每次有客人来访,他们都会请客人签名、合影。

  ▲ 2018年4月8日,杨潇与赵新那、赵新那之子黄家林

  她的父亲很有名,叫赵元任,可以说是中国现代语言学之父。赵新那的童年过得特别漂泊,因为她的父亲赵元任几次往返于中美之间,在不同学校任教,所以在10岁之前她上了很多个小学。

  ▲ 赵元任(1892-1982),语言学家、音乐家

  到了1934年,赵新那11岁的时候,终于稳定了下来。那个时候赵家随着中研院史语所定居南京,当时的首都。

  史语所所长叫傅斯年,他给赵元任先生安排的语音室特别考究,地毯是北平定制的隔音地毯,更不要说那些仪器,都是外国的、特别好的语音研究仪器。

  因为傅斯年觉得大家好不容易结束了漂泊的岁月,现在定都首都,终于可以安心发展自己的研究了。学者们的家属也觉得以后会在南京一直生活下去,就纷纷谋划着盖房子,赵家也不例外。

  但是美好的事情总是不太长久,很快中日关系紧张起来。南京街头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抗日标语,赵元任是语言学家,有语言洁癖,特别不能容忍抗战标语中的那些语法错误。比如这一句,被他记在小本本上,「大家要提心吊胆的恢复民族固有的地位」,非常莫名其妙的一句话。

  后来卢沟桥事变爆发之后,中日就开战了,很快就是八一三事变、淞沪抗战。大家都纷纷坐轮船往上游撤,往汉口撤。

  那时候赵元任卧病在床,太古号客轮的船票有限,赵元任的太太杨步伟就安排她的大女儿带着赵元任,一路照顾他,让他们先去汉口。留下杨步伟和她的三个女儿,包括赵新那,在南京继续等船。

  走的前一天,杨步伟和赵元任商量要带什么东西走,想来想去觉得用钱买不到的东西最要紧。于是赵元任走了之后,杨步伟就把赵元任写了31年的日记,以及他们家的四千多张照片,从那种老式的相册里一张一张撕下来,包成了七小包,在南京邮局排了七个小时的队,寄到了美国的一个朋友那。

  他们的朋友叫Robert King,其实他们并不知道他家的地址,只知道他是贝尔电话公司的高级职员,于是就试着用这个地址寄过去了。

  80多年后我拜访赵新那家,在长沙的中南大学院士楼里面,她的儿子给我看了几本影集,就是80多年前他的外婆在南京排了七个小时队寄出去的老照片。

  这些老照片飘洋过海,居然真的顺利到达了纽约,可以说完完整整保存了一段历史。中国之后被卷入了一系列的战争与革命,设想那些照片留在中国的话,可能不太容易幸存。

  这三张老照片,就是当年杨步伟排了七个小时队寄出去的四千多张照片中的三张,是黄家林先生前些天微信发给我的。这张站着的就是赵元任先生,应该是当时中研院在上海的办公室。

  后面两张是赵家和朋友出去游玩的照片,这是长江,你能看到那时候长江上还有很多帆船。

  这张是在邮轮上,左下角这位女士就是杨步伟,她是一个风风火火的、特别有巾帼之风的女性,右边这位斯斯文文的男性,是清华校长梅贻琦。

  赵元任走了一个星期之后,杨步伟和赵新那终于等到了船票,也从南京出发了。第二天中午,船到了九江临时停靠的时候,上来了很多小贩。

  赵新那告诉我,她母亲当时跟一个卖瓷器的小姑娘讨价还价了半天,最后决定花一块钱买下一尊白观音,准备付钱的时候,突然响起了空袭警报,所有的小贩都急匆匆地走了,于是她们就拿了一个不要钱的白观音。

  这个白观音跟着她们一路从九江到汉口,南下长沙,又坐汽车去了广西,坐火车去了云南,之后飘洋过海去了夏威夷,去了耶鲁大学所在的纽黑文,去了哈佛大学所在的剑桥,现在在美国的华盛顿,在赵新那的大姐赵如兰的女儿家里面。

  后来有朋友说,看到白观音这个细节就想到我书里写到的那些人。其实很多人的命运和白观音挺像的,你在一个大时代里被卷入洪流中,然后一直漂流,漂啊漂,漂到一个自己都不知道的地方。

  赵新那她们上了轮船之后,终于和父亲重新团圆了。那个时候国立长沙临时大学也正在筹备开学,很多北大、清华、南开的教授已经南下到长沙了,很多人都是赵元任的好朋友,所以他们家就成了一个临时的聚餐地。

  有一天大家买了一只火腿准备煮来吃,有一个刚从南京撤下来的朋友也来了,他告诉赵元任夫妇,赵家的房子不幸中弹,整个都烧掉了,所有的家什连同赵元任的几千册藏书都烧没了。

  几十年后,杨步伟,就是赵元任的太太写回忆录,回想起他们离开南京的前一天,胡适先生来了,胡适问她,我的太太过几天要来南京,能不能在你们家借住?杨步伟说当然没有问题。

  于是她在走之前,把所有的床单和被套都换了新的,还在床边的桌子上放了一束玫瑰花。几十年后杨步伟在回忆录里写,这是她的原话,「至今闭眼还觉得家中还是那样的。」

  吴大昌

  我要讲的第二个老人叫吴大昌,1937年11月1日长沙临大开学,清华大学机械系大二学生吴大昌大概是10月份左右前往长沙报到的。卢沟桥事变爆发的时候他已经放暑假离开了清华,回到了浙江新登的老家。

  这个暑假特别漫长,因为一直在等开学,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学,也不知道在哪里开学,于是在这个特别漫长的等待里,他读完了当时清华大学中文系主任冯友兰写的《中国哲学史》,有50多万字。

  如今吴大昌是湘黔滇旅行团里面唯一一个还健在的人,他是1918年出生的,我第一次采访他是2018年5月下旬,他已经超过了100岁。

  我从来没有采访过一个百岁老人,有一个朋友就提醒我,悠着点,跟他聊一个小时就行了,别把老人累着了。结果我去了他在北理工大学的家里,第一次就聊了四个半小时,最后把我聊垮了,是我主动结束的。

  吴大昌是一个精力特别充沛的人,我第一次见他的时候,他每天读书看报,自己到楼下溜弯。

  我找到了他们当年的照片,1938年,吴大昌在旅行团里被分入了第二大队一中队一分队,这是他们小队的一个合影。

  ▲ 湘黔滇旅行团第二大队一中队一分队部分合影

  哪个是吴大昌呢?大家看第一排的右手边第二位,个子不太高,圆圆的脸,有点虎头虎脑的。

  吴大昌还记得一些80年前的片段,和他在一个小分队里面的有一个清华大学大三外语系的同学,那个同学一边走路,一边背英文字典,背一页撕一页,走到昆明刚好把这本字典背完,也撕完了。

  吴大昌说他还记得这个同学的神态,以及他走路的时候默念英文字典的状态,这个同学叫查良铮,就是后来的诗人穆旦。

  我挑了几张旅行团的旧照片,这张应该是在贵州的一个叫关索岭的地方,那是旅行团经过的最艰险的地方,大家都是爬着上去的。

  这张到底是在哪里还有争议,我想应该是在湖南,刚出发没多久的地方。因为他们是2月20号左右出发的,那时候湖南还是冬天,天气很冷,他们穿的是学校统一发的黑色的棉大衣。

  他们走着走着,从冬天走到了春天,从春天走到了夏天,等走到贵州镇远的时候,大家游泳、洗浴、晾衣服,已经可以光着膀子了,这就是在镇远的舞阳河畔。

  这张照片是已经走到了贵州西部,应该是中午,在一个山坳里面打尖,就是吃点随身携带的午餐,休息休息。这张照片分辨率还挺高的,但是并没有高到足以让你看到里面的每个人在干什么,但我猜里面肯定有人在打牌。

  因为吴大昌跟我说打牌是旅行团最重要的娱乐方式,有的学生起早贪黑地走,就是为了早点到打尖的地方,多打会牌。

  旅行团跋山涉水走了68天,1600公里,到达昆明是1938年4月28日。当时走另外两条路的同学都已经到了,有很多师生来欢迎他们,包括赵元任所在的中研院史语所,他们也提前到了。

  这是在昆明的正义路,可能有些建筑现在还留着,格局还没有变。

  他们背后高举着一个横幅,「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慰劳湘黔滇旅行团」,这时候已经改名叫西南联大了。前排的四个男生,他们举着一个很大的花篮,这个花篮是教授太太们准备的礼物,这个花篮由四位少女献给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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